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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中国佛教现状         
中国佛教现状
作者:学诚法师 文章来源:禅林网 点击数:426 更新时间:2017-6-28 11:12:20

 

按:加拿大时间2017617日,由中国佛教协会、加拿大佛教会、美国佛教联合会共同主办,多伦多湛山精舍承办、多伦多大学协办的中加美佛教论坛,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隆重开幕。论坛主题为“圆融中道,持久和平”,来自中、加、美三国的佛教界高僧大德、著名佛教学者及加拿大联邦、安大略省、多伦多市有关政要、有关社团、各界嘉宾和多伦多大学部分师生、佛教护法居士数百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在多伦多大学作题为《中国佛教现状》的专题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以下为学诚会长专题讲座发言全文:  

一、历史的佛教与当代的佛教  

今天,我想和在座的各位分享中国佛教在21世纪以来的发展现状和探索成果,希望有助于更多人了解到一个真实、全面而富有活力的中国佛教。  

首先,我想把21世纪的中国佛教放置于更深远的历史时空中,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佛教现状,实际上是中国佛教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来自于过去,预示着未来,并非一个孤立的片段。对于不是很了解中国佛教的人来说,很容易用两种眼光看待当代中国佛教:一是停留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印象和认知,而将中国佛教看作一种古老的、甚至脱离现实的存在;二是完全站在现代时空因缘下、以实用角度看待中国佛教,忽视其穿越两千年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理论实践体系。这两种视角的片面和局限性,往往导致对中国佛教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佛教抽离于时代,认为佛教是落后的乃至反现代的;二是将佛教抽离于历史,使之肤浅化、世俗化。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中国佛教,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  

从公元1世纪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经过约600年的不断本土化,在唐代形成了汉传佛教的典型模式:以天台、华严、禅宗等八大宗派为代表的教义理论和修证方法,以丛林制度为代表的僧团组织制度,以寺院为载体的弘法方式,以农禅生活为代表的社会生存形态。实现了彻底本土化后的中国佛教,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源泉,而且发挥着传统儒道文化所欠缺的社会功能:对超越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圆融平衡。因此,将生命终极意义与世俗生活融为一体的大乘佛法,赢得了上自帝王、士大夫精英阶层下至民间的普遍认可和信仰,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重要精神支撑。  

但是到了19世纪末,曾经与古代中国社会及中国主流思想文化高度融合、和谐共生的佛教,却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中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下,不得不开始了它从社会制度到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现代化进程。这种以科技工业文明为目标模式的现代化,导致了对农业文明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质疑和批判,佛教的价值同样遭到贬斥。在生死存亡之秋,中国佛教和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着对自身现代转型之路的探索和选择。此时涌现出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佛教改革先行者,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口号。虽然太虚大师佛教革命的理想未能真正实现,但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序幕就此正式开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佛教,一直在做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努力。进入21世纪,当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大势,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命题已然置身于东西方文化大交融的世界格局之中。这是一个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彼此频繁互动、深入互渗的时代,也是新的现代文明理念及文明模式重新建构的历史契机。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定位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由此,21世纪的中国佛教所致力的现代化,既是对现实的适应,更是一种超越和创新,它在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同时,必须以全新的方式激活洞察和觉悟世间的超越向度,而非混同世俗,成为现代精英文化或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代佛教不应该仅仅是被现代文明塑造的佛教,而应当成为重塑和引领现代文明的积极文化力量。中国佛教有责任和意愿来承担这一使命。  

为此,中国佛教在21世纪的过去十几年中,从各方面付诸探索实践,希望为中国社会安定、文化复兴、世界和平及人类文明的光明前景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下面,我就此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二、当代中国佛教的自身建设  

 () 思想建设  

中国佛教现代转型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将佛教古老的教义和传统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融合?并将佛教的智慧精髓重新转化为启发、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的时代先进文化?面对这一问题,佛教教义的现代诠释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当代中国佛教的思想建设,集中体现于佛教基本教义的现代诠释。  

1.核心思想理念的提出  

针对现代社会、全球化语境来重新提炼、阐释佛教的核心精神,是佛教思想建设的灵魂。  

1)“人间佛教”思想  

“人间佛教”思想,自1980年代以来,被确认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对于不太了解中国佛教和社会历史的人来说,这个概念也许显得有些费解。事实上,最初提出“人间佛教”理念的是近代佛教改革者太虚大师(1890-1947)。他提出这个理念的背景是,在科学、理性至上的世俗化的现代文化冲击下,佛教的出世精神与超越向度对于现实人生的意义遭到严重质疑,以至于牵累到佛教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理念,正是为了彰显佛教对现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赢得佛教存在的合法性。因此,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将佛教教义与现代文化进行融合的权巧创造。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更强调佛教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契合性,但也并未消减大乘佛教的终极性和超越性。当代中国佛教进一步赋予“人间佛教”概念以时代内涵,将人间佛教的次第性与终极性、社会责任与超越价值有机结合,为佛教顺利融入社会、积极化导时代、主动准确自我定位,建立了恰当的理论出发点。  

2)“心文化”思想  

如果说“人间佛教”思想标志着中国佛教的社会化姿态,那么,“心文化”思想则标志着中国佛教的全球化姿态。  

当现代文明发展到全球化时代,其文明模式及理念的优势越来越被遍及全球的世界性危机所挑战和解构,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危机。在现代文化难以解决自身产生的现代性危机之时,佛教的内在超越价值反而获得了重焕异彩的契机。中国佛教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针对“物文化”的弊端而提出佛教“心文化”的化解之道,并通过世界佛教论坛、中韩日三国友好会议和各类国际宗教和平会议等多种途径,不断发出佛教的声音,积极回应现代科技文明引发的社会问题。  

3)和平和谐思想  

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化时代,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在对立与融合的双重趋势中共存,因此对话交流、和平和谐就显得异常重要。当代中国佛教深入挖掘和弘扬佛教“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有利于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思想观念。从“一带一路”的文明互鉴愿景到世界宗教对话,佛教的和平和谐思想不断为时代贡献着智慧资源。  

2.经典诠释与佛学研究  

整理诠释佛教经典、进行佛学研究,是佛教思想建设的根基。在中国古代,经典诠释与佛学研究被统称为“义学”。两晋南北朝至唐代的六七百年间,中国佛教的义学研究异彩纷呈、硕果累累,创造了汉传佛教八大宗派的思想高峰。明清以后义学不振,中国佛教也随之走向衰落。可以说,汉传佛教的活力与生命力,正是在对佛教义学的创造性阐释中获得的。因此今后和未来,中国佛教的活力与生命,也要在经典阐释和义学研究中得以延续和壮大。  

汉传佛教大藏经,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教理教义总集,也是古印度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粹,整理研究大藏经,不仅是对佛教思想理论的全面把握,也是对东方文化精华的继承与创新。十几年来,一些寺院和机构逐步开展了大藏经的整理、校勘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未来,中国佛教界将展开汉传佛教大藏经的多语种翻译和比较研究工作,希望将这一东方文化瑰宝展现给世界。  

2008年开始,中国佛教协会每年举办“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并组织全国巡讲,推动营造以现代语言研习、讲解、传播佛教经典的风气。2015年,讲经交流会更名为“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充分体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具足、两岸四地佛教一脉相承的完整面貌。  

中国佛教界还联合学术界开展多角度、跨学科的佛学研究,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编辑学术期刊等多种形式,推动佛学研究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并与亚洲、欧美各国进行国际佛学交流,提高了佛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比如2016年在西安举办了“汉传佛教祖庭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佛教代表出席了研讨会。  

中国佛教的义学研究建立于经典文献基础之上,但更注重对佛教义理内涵的挖掘阐释,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所以,佛学研究不应该是一种纯学术研究,乃至仅仅局限于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狭小范畴。  

(二)人才建设  

佛教要想更好地融入社会、广泛传播,不仅需要住持佛法的僧众,同时也需要护教弘法的居士信众;不仅要有研学经论、精进修持的修行人才,还要有传播文化、公益慈善、国际弘法等多种人才。十几年来,中国佛教教育的观念在进步,模式在拓展,人才类型也更为多元。  

1.传统丛林的转型  

在僧众教育方面,传统的丛林熏修模式逐渐发展出对内学修与对外弘法相结合的新型僧团。现代佛教僧团不仅坚持戒定慧三学,而且利用新媒体技术弘扬佛法及传统文化,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进行国际交流,使寺庙成为一个为社会释放正能量的开放的精神文化中心。新型僧团教育融合了传统丛林与现代佛学院教育的优势,注重教界与学界的学术文化交流,并将古代的农禅生活拓展为各种弘法利生事业,在回馈社会的实践中体现真实鲜活的佛法。  

2.现代佛学院的发展  

佛学院的教育则更为规范化,并开始与社会教育体系接轨。2015年在中国佛学院举行了中国佛教教育史上首批学士学位的授予,具有划时代及里程碑的意义。同时,中国佛学院已经完成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取得佛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资格,这是佛教人才培养体制的突破性进展。目前,经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正式设立的佛教院校共有38所,其中汉传30所、藏传7所、南传1所。2016年,在中国佛学院成立60周年之际,举行了佛学院新校区奠基仪式。未来的中国佛学院,会成为对整个社会和世界开放的佛教大学,中国佛教教育水平将迈上新的历史台阶。  

3.信众教育的推动  

在信众教育方面,中国佛教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力度,通过各种方式展开对居士信众的培养和正信、正行的引导。现代佛教信众教育的组织化、体系化程度日益提升,信众依托僧团和道场进行次第学修,并参与公益慈善、文化传播等佛教事业,同时借助互联网等技术,将教育体系延伸至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三)教风建设、教制建设  

思想的快速转化,人才的广泛凝聚,是中国佛教迈上现代转型历史台阶的两大基本动力;而教风建设和教制建设,则是保证佛教在转型之路上顺利前行的向导和准绳。  

1.教风建设  

佛教的教风由与戒定慧三学相对应的律风、道风和学风三部分组成。三学与三风是内充外显的辩证关系。中国佛教坚持“以戒为师”,把戒律当作教风和制度建设的核心,加强规范传戒工作,从源头入手确保佛教教职人员的整体素质。从2002年至2015年,全国汉传佛教界共举办传戒法会132次,受戒僧众49348人,为佛教事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端正道风,中国佛教界大力开展以“教风年”为主题的和谐寺院创建活动,努力建设文化寺院,提倡“文明敬香、合理放生、建设生态寺院”。连续十年举行的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及全国巡讲活动,则引领中国佛教界逐步形成读诵、研习、讲授、实践经典的良好学风。  

2.教制建设  

在教制建设方面,中国佛教不断提高管理的法治化、制度化水平。近年来,中国佛教协会先后制订了三大语系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和任职办法。2015年,对全国范围内的佛教教职人员逐步开展认定备案及颁证工作。2016118日,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正式上线。在寺院管理方面,逐步尝试将戒律清规与现代管理制度相结合。  

中国佛教界的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在商业化浪潮的侵袭下变得日益清晰强烈。在佛教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建议推动下,国家正在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制定《民法总则》,以法律形式对商业资本的各种渗透进行遏制,明确佛教活动场所的法人地位。这些都可视作中国佛教法治建设的重大进展。  

三、当代中国佛教的社会作用  

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佛教将自身建设所积蓄的强大正能量,转化为服务社会、传承文化、推动世界和平的强烈责任感和积极行动力,为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定团结与人类和平幸福做出了新的贡献。  

(一)致力文化传承、创新与传播  

在这个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时代,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守住传统文化之根,才能在文化大交融中站稳立场,避免价值观的混乱;也只有选择“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佛教中道,才能坚持本色、开放包容,超越文化冲突的困境。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佛教,充分认识到让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主动担当起守护、发展、传播儒释道文化的责任,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进行了丰富有益的探索。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金陵刻经处以及全国各地的寺庙,都更为重视佛教文物的保护、修复和文物保护制度的完善。2016年,是金陵刻经处成立150周年,中国佛教界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及学术研讨活动。  

在传统文化的创新和现代弘传方面,佛教界近十几年来充分运用新媒体手段和现代人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如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影视、动漫等,对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令传统文化融入生活、复活于当下。近年来,北京龙泉寺联合人工智能专家,研发出富有佛教文化形象及意涵的“贤二机器僧”,为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指引出一条通往心灵觉悟的良性发展之路。  

佛教界还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如外文网站、多语种微博,向世界传播中国佛教及传统文化的声音。而进一步建立海外实体道场,是中国佛教推动世界文化交流的有力方式。201512月在荷兰建立的龙泉大悲寺,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目前,中国佛教界在欧美、非洲等地陆续建立海外道场,举办佛教活动和中国传统节日法会,为凝聚当地华人、促进不同国家友好交流做出了有益探索。  

(二)投身公益慈善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各地佛教界纷纷成立佛教慈善基金会、慈善功德会等公益慈善机构,踊跃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佛教公益慈善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已经成为全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十几年来,佛教界投入公益慈善事业的财力、物力、人力数量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仅2007年至2012年,中国佛教界就为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善款约18.6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宗教界捐款总额的62%。佛教慈善的服务领域广泛,涉及赈灾、扶贫、助学、孤儿、养老、医疗、放生、环保、心灵关怀等。服务对象不分地域、民族、信仰、身份,在2003年非典、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台湾地震以及印尼海啸、尼泊尔地震等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中国佛教界无不积极伸出援手,大力组织人、财、物力救济支持。  

近年来,佛教界敏锐观察时代特点和社会需要,不断开拓契合时代的新方式,使幼者得教、老者得养、病者得愈、亡者得安。比如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乡村图书馆”,惠及文化贫瘠人群的“启明书院”,令老人们生也安乐、终亦庄严的寺庙安养院。针对都市人群的精神苦闷、人际疏远,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还开展了仁爱奉粥心栈、倾听热线等项目,让人们的爱心得到复苏。  

未来,佛教公益慈善事业要从分散化、个体化、单一化,向规模化、社会化、多样化发展,将佛教公益慈善活动常态化、深入化、持久化。同时要积极传播慈善文化,使佛教慈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吸引更多佛教善信和社会人士投身慈善事业,汇聚向上向善的力量,既发挥济世利人的功能,又起到化世导俗的作用。  

(三)促进友好交流  

佛教是两岸四地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共同的精神纽带,是连接中国与东亚、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文化桥梁,也是与世界各国佛教徒友好交流的和平使者。十多年来,中国佛教积极开展友好交流,取得了影响世界的划时代成就。  

1.两岸四地——同根同源  

两岸四地持续展开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与互动,内容涉及道场建设、教理研究、弘法方式、文化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公益慈善等多方面。在两岸四地佛教界人士的密切合作下,圆满举办了多种佛教大型活动及佛门盛事。比如历次佛陀舍利的供奉大典、世界佛教论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祈祷世界和平法会等。佛教界的互动交流合作,为两岸四地民众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2.中韩日——“黄金纽带”  

1995年以来,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已经连续举办了19次。22年来,三国会议早已成为亚洲佛教界和平友好的盛会,对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无愧于联结三国友谊的“黄金纽带”称号。  

3.世界佛教——同愿同行  

进入21世纪,中国佛教不仅在亚洲和平事业上继续发挥作用,也开始登上世界佛教舞台,让中国佛教和中华文化放声于世界宗教文化之林。  

2006年至2015年,举办了4届世界佛教论坛。论坛主题如“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同愿同行,交流互鉴”,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出社会人心的需要、不同宗教文化交流互鉴的需要以及人类和合共生、和平发展的需要。每次论坛都有世界几十个国家、超过千余人参加,这足以证明,中国佛教的精神文化价值正在转化为促进现代文明进步、推动世界和平的积极有力因素。201410月,第27届“世佛联”大会也首次在中国成功举办。  

十几年来,中国佛教还不断加强与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佛教组织和宗教和平组织的活动。比如出席联合国卫塞节世界佛教大会、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世宗和”大会等,为世界宗教和平而不懈努力。  

4.“一带一路”——文化桥梁  

古代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贸易之路,也是佛教弘扬之路、文化交流之路、民族融合之路。中国佛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不断发挥着文化桥梁的积极作用。未来,我们还将推动与中亚各国形成宗教文化交流对话机制,搭建“21世纪文明互鉴”高端对话平台,发起成立国际性佛教文化遗产保护联盟,促进佛教文化遗产的区域共享与联合保护。通过这些举措,加强与“一带一路”有关国家佛教界的友好交流,为亚洲及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四、中国佛教现代转型之路的沉思与展望  

19世纪末至今,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之路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只有了解其艰难漫长,才能感悟到今日中国佛教探索成果的来之不易。  

正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一样,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并无模式可循。只有深刻体认自身文化传统,建立文化自信,同时广泛借鉴世界文化,才能以极大的创新勇气和高度的圆融智慧,脚踏实地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现代性危机笼罩全球的时代,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自觉和对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有可能使我们避免文化盲从和价值迷茫,真正以对人的尊重和对灵性的珍视,来探索发现超越人类普遍危机的出路。  

两千年来的中国佛教命运,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沉浮往往一致,这种一致性赋予中国佛教“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担当意识。在人类命运日益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佛教也愿意为世界文化的重建和人类新文明的孕育而主动担当,希望以佛教的圆融中道智慧和无我平等慈悲,助力人类明心见性、和合共生,将未来的世界建设成大同世界、人间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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