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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徐文霨的佛教刻经活动         
浅谈徐文霨的佛教刻经活动
作者:孟亮 文章来源:法音 点击数:205 更新时间:2017-2-21 18:22:10

    清末国运衰微,民生凋敝,致使江南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可谓文化上一大变故,曾国藩对此曾讲:“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1]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各方面的衰退,佛教文化更是如此:太平天国过后,江南地区庙宇几近焚毁殆尽,民间连一般的佛经也难以见到。有鉴于此,杨仁山居士于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及祇洹精舍以振兴佛教。期间教授了很多弟子,如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徐文霨等,他们不但四处讲学,而且还致力于佛教典籍的刊刻,为中国近代的佛教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杨老居士往生,金陵刻经处由陈镜清、欧阳竟无等人主持,其中在唯识讲学方面,欧阳竟无同当时北平的三时学会韩清净老居士为主导并称为“南欧北韩”;而在刻经方面,就当属后来身居北方的徐文蔚了。  

  一 徐文霨其人  

  徐文霨,字蔚如,号藏一,常以字行世,后人多谓“徐蔚如”,浙江海盐人。蒋维乔先生记载,居士“生于戊寅,殁于丁丑”,就是在世年间为1878年—1937年。其幼年攻读经史,通百家之学,兼学数算。21岁时,其父病故,其母始笃信佛法。他深受母亲影响,礼佛诵经,深入经藏。后慕杨仁山居士之名,曾去金陵祇洹精舍投入杨老居士门下参学,对杨老之志更感钦佩。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试不第,入京捐资为部郎;宣统元年(1908),任京师地方审判推事,后补度支部通阜司郎中。辛亥革命后,携眷南归,寄寓沪上。  

  民国初年,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议会议员,并主办《浙江日报》。期间专心研究佛学,遍访名师古刹。民国十三年(1914)再度入京,于财政部任职,其刻经事业便肇端于此。  

  二 刻经功绩  

  纵观徐氏一生,笔者以为其刻经功绩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处。  

  1.出资刊刻《印光法师文钞》  

  民国初年,因其于报上读印光大师文章后心生景仰,当即赴普陀山寻访,未果。后其友周孟由再赴普陀山带回印光大师几篇旧信稿寄给徐文霨,徐氏印出赠人结缘,题名《印光法师信稿》。民国七年(1918),徐氏由北京南返侍母再登普陀,于印光法师座前求皈依。印光大师当时正在潜修,且从不收皈依弟子,故介绍他们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这次徐氏得到印光大师文稿20多篇携回北京,加上原来的几篇信稿,合印为《印光法师文钞》,民国十四年(1925)复刻印有《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自此,《文钞》多方翻印,内容不断增补,遂成今日之体量。风行海内外,净宗法门之精髓也为世人所了解,徐文霨功不可没。  

  2.创建北京刻经处  

  民国十七年(1918)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铁路督办蒯若木等名流在北京发起“戊午讲经会”,公推徐文霨南下迎请谛闲法师北上讲经。这次讲经历时两月有余,激起北京众居士学佛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徐文霨与蒋维乔等诸多名士共同创建了北京刻经处。创建后,由徐氏主持日常事务。  

  北京刻经处成立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同金陵刻经处一起刊刻佛经,如有机会的话重新刊刻一部方册藏经。后徐文霨支持同门许季上居士远赴东瀛购置典籍,许居士从日本请来彼国编集出版的《卍续藏经》及其他珍贵文献。其中收集有我国已失传的佛教典籍,也有经杨仁山提供的日本所缺的典籍。回国后,《卍续藏经》委托于上海涵芬楼影印出版,而其他则精校后加以刊刻,刻印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散佚典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比较完整的刊刻了唐代传法大师空海的著述文献,如:《五部陀罗尼问答偈赞宗秘论》、《秘藏宝钥》、《辩显密二教论》等经典。  

  密宗乃中土大乘宗派之一,形成于唐开元年间,曾于朝野内大盛。后经唐武灭佛,该宗淹没无闻。然时为遣唐使的空海大师遍学密法,将此宗传回日本,形成了真言宗,即所谓“东密”。太平天国后,一些有志复兴该宗的僧人居士东渡日本求法,然国内相关典籍不存是一缺憾。北京刻经处刻印了大批已经失传的密教典籍,为民国时期密教在华重新发展创造了基础性的条件。系统地将唐代密教文献整理出版,这在民国刻经机构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价值可见一斑。  

  3.创立天津刻经处  

  民国九年(1920),徐文霨应名流周志辅之聘来天津任职,次年与同门许季上、周氏诸人等共同创立了天津刻经处,徐文霨为主事。该刻经处同北京刻经处一样,也是为了刊刻各类佛学文献加以流通。据其《香光庄严室校刻经目记》:十余年中所刊经典,已近二千卷。其中刊刻的经典最为代表的是 “南山三大部”及“三记”。  

  南山宗,乃律学三宗之一,为唐代道宣律师所开创,该宗的立宗重要典籍就是立宗人道宣律师所著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比丘戒本疏》、《四分律删繁补阙随机羯磨疏》的 “南山三大部”以及北宋元照律师所著的《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三记”。然世事无常,“三大部”及“三记”在中土久已不传,仅有残篇零简。该宗自宋起逐渐式微,至清末几为绝传,经典的绝传是导致该宗衰败的主要原因。  

  正是因为徐氏托人在日本请得这些典籍,并在天津刻经处加以校对、刊刻、流通,才使得中土四众保存一窥律学之秘钥。一代律学巨匠弘一法师能够续传南山律宗,同徐氏此举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徐文霨的作为评价颇高:“徐蔚如居士创刻经处于天津,专刻南山宗律书。费资数万金,历时十余年,乃渐次完成。徐居士始闻余宗有部而轻南山,尝规劝之。以为吾国千余年来秉承南山一宗,今欲弘律,宜仍其旧贯,未可更张。余因是有兼学南山之意。尔后此意渐次增进。”[2]  

  4.志刻《华严疏钞》  

  有学者称徐蔚如为“华严学者”[3],因为他不但精研《华严》,而且精刻了一大批难得的《华严》经典:在民国八年(1919),徐蔚如即与印光法师合订唐贞观元年译本《华严经》之校刊记,由江北刻经处刻印;北京、天津刻经处成立后,又细心校刻完成《华严探玄记》、《华严搜玄记》、《华严纲要》、《华严经疏科文表解》等重要华严典籍。正因有了这些基础,徐氏才想将唐代《华严经疏钞》重新刻印。  

  《华严经疏钞》是华严四祖清凉澄观的《华严经疏》及《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两部著作,经后人会钞入疏并录经而成,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华严经》文献,然因年代久远加之战乱更迭,各藏经虽有收录但都存在删节不全、会合不当、失去本意等问题。因此徐蔚如才有志将此《华严经疏钞》比较完整地呈现于世。他讲过“我为则易,人为则难”,后会同蒋竹庄、李圆净等人协商、校对。虽然《华严经疏钞》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出版,离他去世已经七年,但是他所做的贡献确实巨大,持松法师在《重编华严疏钞序》中讲到“洎乎近兹十余岁前,有徐蔚如居士,向往斯典,孜孜研习……”[4]  

  三、徐氏刻经之特点  

  通过对徐文霨的历史资料研究和其刊刻经典的收集,可将其刻经活动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1.承接师意志刻藏经  

  杨仁山去世后,徐文霨汇集了《杨仁山居士遗著》交与金陵刻经处刊刻,其中《杨仁山居士事略》由徐氏亲自撰写。文中不但表达了他对杨老居士的敬意和怀念,同时也重申了佛经流通的重要性;此外,他也流露出要完成杨老居士的一个“遗愿”——完成一部方册藏经的刊刻。正因如此,他先后建立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等机构,不单单是为了保存古籍、流通经典;如有机会,他还要续成一部方册藏经以慰杨公在天之灵。  

  2.统筹协调共刻佛经  

  杨老居士在世之时,各地佛教刻经事业大都唯老居士马首是瞻,各刻经处间分工井然有序,如:金陵刻经处以唯识经典为宗、江北刻经处以般若为主、长沙刻经处以校对为业……以图共襄盛举。然杨老居士去世后不久,正值辛亥革命爆发,时局变乱,金陵刻经处虽由陈镜清主持、欧阳竟无广弘唯识,但单讲刻经方面,各刻经处是群龙无首的;且自民国伊始,坊间刻经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更是互不隶属。佛教典籍刊刻大量重复,况版本或互相模仿,或以《乾隆大藏经》、《嘉兴藏》等为底本复刻,虽然有利于佛教经典的流布,但从文献整理角度讲,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  

  有鉴于此,他刚刚主持了北京刻经处,就着手开始和原来杨仁山老先生体系内各个刻经处进行联络,希望各个刻经处能按照统一的规划进行刊刻经典避免资源浪费,能够达到一种理想的情况,即:如果某经某刻经处已刻,则不再重复;若消息不通,出现重复,一旦发现则立即停止,以期能完成方册藏经。他的努力还是卓见成效的,比如在《北京刻经处第三次征信录》中记载:“上届已刻未成清单内尚有《法华经义记》一种,因金陵刻经处业已出书,不复重刻。又《成唯识论演秘》一种,因闻金陵有校刻之讯,亦暂停刻。”[5]  

  不过根据收集的刻经来看,其主要的联络对象是在杨老居士在世时创建的体系内。不在此体系的刻经机构,如潮安刻经处及隶属于各寺院的经房好像并未参与到其中来。  

  3.选典慎重精心选校  

  虽然徐氏刻经事业中,并未有如杨老居士“三不刻”的明文规章,但是他在典籍的选取上还是慎之又慎的,下仅举一例:曾有一人出巨资请徐文霨刊刻一部署名是吉藏大师的净土经典,徐观其内容觉有疑,遂请教于印光大师。大师复信开示,此书内容前后有异,绝非出于嘉祥吉藏之手。后文霨果未刻此典。  

  除了选典上的谨慎,其底本选择也是精之又精:如民国己未年刊刻的《心经七译本合订》的目录中明确指出七种译本的选用底本,并在后写道“右七种均同本异译,尚有唐不空译本、宋契丹慈贤译本,明以来久佚,异时访求得之,尚当汇刻以广流通”[6],可见其搜求经典之苦心。  

  同杨仁山一样,徐文霨对于所刻经典的校对也是十分重视,这一点可在他与演如法师的信中窥得一斑:“既已刻之,则宜悉仍其旧,苟无他本可据,不应轻改一字,意为删补,尤为不可。须知贤首自贤首,圭峰自圭峰,长水自长水,各有其本来面目。吾辈校刻时纵有所疑,只可附加最简单之案语、跋语,以供阅者参考。倘别有独得之见,不妨另撰一书,以质当世。若将古经原本加以删补,变乱前人之作,鄙人拘墟之见,谓当悬为厉禁!”[7]故他聘请了当时既有学问也有信仰的一批学者名流参与到校对中来,比如:程安宅、徐鸿宝、王琨芳、周叔迦、苏晋仁等。这些人治学相当严谨,校对必尽其心,这也保证了徐氏刻本的价值。  

  4.版承金陵兼具特色  

  徐氏所辖刻经单位的版面制式直接承袭了金陵刻经处的风格,“各书均照市尺长七寸四分,宽四寸六分,大小长短完全一律”,每半个筒子页十行,每行二十余字。细黑口,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四眼线装装订。  

  虽然大体上同金陵版制,但其刻经有自身的特点:刀工凌厉,颇具大气之感美;字体隽秀,并无雍容之态。  

  结 语  

  民国二十六年(1937),徐氏会同徐鸿宝、翟文选、周叔迦、高观如等名流,交通了金陵、江北、扬州、众香庵等十余处刻经单位,打算以《乾隆大藏经》为基础,正式汇编藏经,并在当年的第三期《微妙声》上发表了《预约百衲本清龙藏经简章》及《募集补刻方册大藏缘起》。可是造化弄人,不久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徐氏本人也在操劳中去世,其创办的刻经机构不久也烟消云散了。  

  然而他的刻经功绩是足以彪炳史册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佛教协会遵照国务院有关指示,将各地刻经处经版汇集到金陵刻经处并加以统计。其中北京刻经处经板与天津刻经处经板合计22000余块,且全为佛教典籍;而金陵刻经处经过数十年三代人的经营,经板不过40000余块,且不完全是佛教经典。徐氏刻经工作量可想而知。此外徐氏刊刻的很多经典,如前面提到的空海大师著作、“三大部”、“三记”,《华严》典籍为近代所独刻,其价值不言而喻。  

  (作者为青海民族大学法学硕士,《唯识文献全编》、《周叔迦佛学手稿》执行编辑)  

  【注 释】  

  [1]曾国藩:《讨粤匪檄》,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P1579  

  [2]弘一法师:《余弘律之因緣》,《弘一大师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P217  

  [3]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P468  

  [4]持松:《重编华严疏钞序》,见《觉有情》半月刊第四卷第八十九、九十期合刊。  

  [5]《北京刻经处第三次征信录》,北京:北京刻经处,1922  

  [6]《心经七译本合订》,北京:北京刻经处,1919  

  [7]徐文霨:《致演如法师书》,见《微妙声》1939年第二卷第一期。  

  参考文献:  

  杨曾文:《中国佛教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蒋维乔:《蔚如居士传》,《佛学半月刊》1937年第一百六十七期。  

  徐慕维:《许季上居士略传》,《法音》1990年第二期。  

  杨之峰:《徐文霨与北京刻经处》,《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0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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